圆桌讨论现场。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摄

“为什么”：理解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

周燕玲（主持人）：今天的主题是“迎向不确定性：民营经济的生存与创新”。我们第一个问题围绕着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来展开。据澎湃研究所的最近调研，在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的背景下，部分民营企业感到发展受限和信心不足。有观点认为，这是由于民企所遭受的区别对待仍然存在。想问刘世锦主任，您专门谈到“企业家”不等于“资本家”，但舆论中企业家被扣上“资本家”帽子的现象仍然存在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

刘世锦：关于民营企业家的舆论是复杂现象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。

首先，这和宏观经济转型有关。过去十几年，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速，最近两年进入触底期。需求萎缩，企业生意就没那么好做了。同时，很多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转型为知识密集型、技术密集型，但由于相关储备不够，企业经营难度也在增加。

第二，我国关于私有制、剥削等的理论体系对社会影响较深，影响力仍然存在。社会上出现了所谓民营企业“阶段论”、“利用论”等舆论。这说明，国内相关理论需要进行突破。

另外的原因在自媒体，来自舆论界。党关于“两个毫不动摇”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。但这几年不时出现的“民营经济退场论”、“资本家剥削论”，实际是社会情绪的反映。这些舆论有很大市场和影响力，对民营企业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。

史晋川：五年前我发表过一篇文章，中心思想就是，发展生产力是检验所有制最重要的标准。作为改革开放第一届大学生，我们开始学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，读过好几遍《资本论》。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，是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。核心是，只要能够解放、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，就是好的所有制，只要是阻碍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，就是不好的所有制。

改革开放能够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，就是实事求是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。二十多年前我写过《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：温州模式研究》。“温州模式”不是公有制，但它客观上促进、发展了生产力。

黄奇帆：看民企是否被区别对待，有几个层次。

第一，民营企业现在普遍感觉发展比较困难，其实主要是因为整个经济形势比较低迷。由于经济面临“三重压力”（编者注：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），所有企业都会感到困难。这种困难有时和制度无关，也不是因为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产生的。

第二，我们应该看到，哪怕在困难的情况下，面临不管是疫情还是中美贸易战，或是国际国内各种结构性矛盾，民营企业总体上表现非常棒。

民营企业在“走出去”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从2018年到2022年这5年时间里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累计7756亿美元。而从1981年到2010年的30年里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都没有这么多。而且这里主要是民间投资。相比2017年，以房地产为主不同，近年民企海外投资主要与工商企业并购和制造业产业链有关。

国内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弱化，中国沿海平均劳动力成本现在比东南亚地区高了一倍以上。因此，中国来料加工、劳动密集型轻工纺织类企业不少从沿海地区搬到了东南亚。最近5年，中国民营企业贡献了东南亚新增外资中的六成多。中国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，开拓市场，促进了新的发展，大大推动中国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跟东南亚一体化等等。

中国还积极布局未来产业赛道，包括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数字经济等。这些高科技产业的独角兽大部分是民营企业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民营企业发展得很好。

当然，由于计划经济惯性，有时会出现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或者差别化待遇。正因如此，当然要强调民营企业的重要角色，建设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的营商环境，保护知识产权和劳动权利，强调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。

“怎么办”之一：改善民营企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

周燕玲（主持人）：现在谈第二个问题——“怎么办”。最重要的“怎么办”和制度、政策优化或改革有关。政府今年发布了很多文件。但企业对利好政策的感受度不明显，政策、文件支持和企业实际感受存在“温差”。想再请教黄市长，当前政府最重要该如何做，才能提高企业的安全感和信心？

黄奇帆：实际的行动胜过一打纲领。我们现在出台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，但最重要的是帮民营企业解决具体的问题，比如债务率或坏账率高、融资难、融资贵等。解决具体困难，使这些企业发展起来，效果胜过一批批政策。

刘世锦：我认为在理论上和一些具体措施上应该双管齐下。

理论方面，第一，要明确，不论是国企、民企还是外资企业，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。这是一视同仁的基础。第二，各类企业都要发扬企业家精神。企业家精神在企业中处于主导地位，企业才会有活力、创新力和竞争力。企业家才能是利用配置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的资源。它高于资本。第三，不论国企、民企，其股权结构的多元化、相互融合是大势所趋。怎么持续地弘扬企业家精神，也是国企、民企下一步进行企业治理结构、产权制度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。

措施上，我非常赞同黄市长讲的，应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。比如，在银行贷款、项目招标和行业准入等方面，能不能在打破区别对待民企的潜规则方面公布一些案例？能不能以某个地区为试点，让所有政策、措施公开、透明，并真正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，使其公平竞争？这可以让大家切实感觉到政府给予了民营企业公平权利，感觉到政策在落地。

张军：我认为最基本在于，经济发展要去政治化。一旦经济发展政治化，就涉及“官”“民”关系不平等问题，反映到经济领域就是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不平等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总体方向是不断去政治化，但现在仍有空间。部分领域可以允许国有官营，但大部分行业没有必要，应开放，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。理论上只要可以做到公平竞争，谁是所有者不重要。很多跨国公司、上市公司，所有权很复杂，且每天变化。

国有跟民营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，国有企业没有市场化，很多领域没有真正实现彻底的市场化。国有企业一旦市场化，国家就不需要像对待公益事业那样去对待它。新加坡也有政府的企业，这些企业之所以可以做得非常好，就是因为它不依靠政府，而是作为市场主体，在市场上竞争。

国有企业就是企业，只不过有政府投资。国有企业管理者不应成为官员。国有企业也可以在全球招聘企业家，民营企业中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也可以到政府投资的企业中去任职。不要把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纳入体制，而是把他们推向市场。我们能不能跨出来这一步，是制度改革的一个关键。

“怎么办”之二：创造民营企业创新环境

周燕玲（主持人）：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创新。近年国内掀起“科创”热潮，例如各类企业争相扎堆投资芯片等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只有做芯片等硬科技才是创新。请教各位学者，如何正确理解“创新”的内涵，及创新对民营经济的意义？如何去创造一个好的创新环境来促进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？

黄奇帆：创新当然不简单的就是技术创新、科技创新，企业运营的新方式也是一种创新。新的生产力除了新制造外，也包括新业态、新服务。

技术创新方面，我国技术创新已有长足进步。1990年中国R&D投资占GDP比例只有0.66%，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到了2.54%。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创新投入国家，仅次于美国。但是我们的缺点在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。

很多科研成果没有转变为生产力。每年我国有上万人获技术进步奖和创新发明奖，但10年下来这些人取得了多少收益呢？好像没有。国家明确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所得收益投资者占30%，创新主体占70%。但这个70%因为没有转化为生产力，所以没有变成效益。

为什么没有转化呢？因为我们的制度安排机制里没有“转化者”的角色。美国硅谷有个《拜杜法案》，规定创新所得1/3归投资者，1/3归发明者，1/3归转化者。这个1/3激励许多创新者把美国常春藤学校、各种科研院所的成果拿过来转化，让美国科研成果变成生产力。

而中国现在对转化的知识产权没有明确规定。科研成果70%归发明者，那转化者能拿到什么？所以社会上有转化能力的（人或者机构）基本不参与，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短板。所以要从法律上赋予转化者股权激励，让他们参与到创新事业中来。

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，创新是多方位的，有技术创新、制度和法律创新，还有企业运作、文化的创新，都会形成生产力。

史晋川：民营企业的创新有技术创新、商业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。民营企业的创新目前在三个方面都有表现，要全面认识这些创新之间的关系。只有这样，未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，特别是头部科技企业，才能在带动创新方面有更好作为。

第一，从政府的角度，要处理好商业模式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关系。企业在利用最新技术，如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做商业模式创新时，很容易触碰它所进入这个领域原来的体制、机制。这种情况下，政府如何正确的看待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商业创新可以做的，但不能碰体制，那这个商业创新可能就没有了。

第二，也要处理好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。“双11”刚出现时，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要人为造一个消费高峰出来。因为平滑增长的消费肯定比大起大落的消费要好，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。结果有专家告诉我，这个商业模式的创新其实非常考验后台的技术支持能力，是其改进技术和算法的机会。

张军：我想谈谈长期创新和耐心资本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市场上很多最成功的技术进步是依靠长期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。比如医药行业，全球最大的药企每年研发投入几百亿美金。精密仪器领域，处于市场垄断地位并保持全球领先的企业背后是家族几代人“专精特新”地钻研一类产品。这些成果我们短期内还难以追赶，背后原因是什么？

首先，研发专利要受到很好的保护，能够在若干年内去垄断市场，盈利才会高，才可能鼓励企业在某个领域中的长期投入。中国现在虽然在专利产权保护上有很大改进，但还有进步的空间。

第二，这类创新需要耐心资本。我们国家有耐心资本吗？有些人说国家的钱应该是耐心的吧？恰恰相反，中国国有资本是最不耐心的。耐心资本还是要看民营企业。如果大家都想着挣快钱，都没有耐心，怎么实现在一个领域长期发展呢？没有耐心资本，没有投入未来所产生的收益预期，这些科技领域中最核心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就不可能形成。因此，怎么营造一个社会环境，让企业的三代、四代都能很耐心地从事一个行业，成为百年老店，基业长青，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巨大挑战。

周燕玲（主持人）：非常感谢各位学者提供的独到见解。其中既有一些共识，又有不同的角度和路径，为大家贡献了思想盛宴。这也说明今天民营经济的创新和发展，确实有赖于国家、企业和社会的互动与协作。今天的研讨会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，谢谢大家！